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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51彩
                                                    发稿时间:2020-07-02 01:41:44

                                                    林郑月娥(图片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邓飞形容,港区国安法生效,让人有一种香港“二次回归”的感觉。“1997年回归后,因为第23条立法迟迟没有落地,国家安全的漏洞在香港存在了整整23年,香港市民就忍受了23年。今天中央出手,开启了堵漏洞的重要一步。这是香港的重生。”

                                                    “我个人理解,如果再发生去年那样的暴乱,就属于这三种情况,无论是从宪法体制还是从政治伦理上,中央都要扮演‘最后守门人’的角色。”邓飞这样分析认为。

                                                    同时,港区国安法也并非港媒此前猜测的那样“辣”,邓飞强调,这部法律跟香港本地法律有充分的衔接,有些地方甚至比香港本地法律更宽松。

                                                    相关规定再次强化了“国安事务是中央事权,中央对特区的国安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这一重要内容,是对“一国两制”中“一国”概念的再次强化。

                                                    根据“国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行使相关权力。值得注意的是,驻港国安公署的职权除分析研判、监督指导外,还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由国安公署管辖案件的检控和司法程序也将分别由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负责。

                                                    他强调,在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方面,特区政府是第一责任人,而中央政府则负有最大责任和最终责任。因此,当特区无权限或无能力处理某些案件时,中央有义务及时出手,履行其宪制责任。他补充道,这绝不意味着对香港有关机构职权的“侵蚀”,而是围绕维护国安这一最大目标的不同职责分工。

                                                    他同时也表示,无需担心港区国安法无提及追溯会导致震慑力不足。“首先,从法律本身来看,刑责不低。其次,整个立法过程体现出的中央的莫大决心,这也是一种很强的震慑力,尤其部分乱港分子将产生‘如再犯中央可能再次出手’的心理预期。最后,中央力量在香港的存在和特殊管辖权,也将成为相当强的震慑力。”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安公署拥有执法等一系列权力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国安事务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调查、拘捕、检控、审判和服刑的所有程序均须明确围绕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最大目标。“由于这一最大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凌驾性,做出某种特殊安排,符合国际惯例。”

                                                    “法律中对中央直接负责执法和司法的情形的界定十分清晰,分别从空间、严重性和复杂程度三个维度来界定。”香港时政评论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前主席邓飞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所谓“空间”即当重大国安问题已不限于香港一城、而是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时,则不再由特区管辖;“复杂程度”意指可能涉及各种势力尤其是境外势力的卷入;而“